49年沙飞枪杀日籍医生被枪决执行前最后一句话：要我跪下吗？

  沙飞，这个将艺术和革命融合在一起的摄影家，为中国抗战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，让后世能够更加直观了解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。

  然而，这位呕心沥血的艺术家，结局却是十分悲凉的，令后世许多人都为之感到无比叹息。

  这一年，沙飞有缘见到了鲁迅，并为其拍摄了一组照片。谁料，仅仅11天后鲁迅就去世了，他又用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。

  摄影原本就不是沙飞的专业，但当他看到1914年奥匈帝国黄维继承人被塞尔维亚青年枪杀的照片时，他忽然就升起了用相机记录历史的想法。

  再加上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，作为一个爱国青年，沙飞更加认为有必要将摄影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。

  于是，沙飞不顾家人的劝阻，独自来到广东南澳岛，对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澳岛作了多次摄影报道。

  其实王辉这时已经参加了“潮汕抗日义勇军”，她与丈夫的“抗日救亡”的想法是非常相同的，只不过走的路不同罢了。

  “誓不屈服，牺牲到底”八个字后同意了离婚。王辉本以为丈夫在受到自己的“威胁”后就会回头，哪知丈夫竟然会抛弃家庭搞摄影，事到如今，她也只能接受现实。

  当时沙飞用的相机是他在上海花5块大洋买的白朗宁相机，得知后，就把自己在战场上缴获的一台法国牌子的相机送给了他。沙飞感激至极，用这部相机拍摄了许多经典的作品。

  还破例将沙飞每月的津贴升到了8元，而自己才只有5元。除此之外，考虑到沙飞是文化人，还特批沙飞不用出早操。

  1938年，沙飞因健康原因到山西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卫生所养病，在这里，他见到了白求恩大夫。

  沙飞虽然比白求恩大夫小22岁，但他很快用自己流利的英语成为了白求恩的“忘年交”。两人无话不谈，白求恩也喜欢摄影，他与沙飞在一起时免不了切磋摄影技巧。

  1939年，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参加了贺龙指挥的齐会战斗的战场救护。在白求恩两天两夜的连续工作中，沙飞拍下了许多有关白求恩的经典照片。

  不幸的是，白求恩在河北涞源摩天岭战斗中牺牲，临终前，他将身上唯一的相机送给了沙飞。

  不久，在战场上捡到了两个可爱的日本小孩，沙飞就用白求恩留给他的照片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。

  自从与沙飞离婚后，王辉就一直在广东汕头、梅县一带做地下工作。她没有时间照顾孩子，只能将孩子送到了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，直到1940年，保育院转移到贵阳，她才和孩子们团聚。

  原来，沙飞和自己一样都是为了革命坚持着，可惜那个时候自己没能明白过来，错怪了他。一向坚强的王辉，此刻也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

  当时王辉正在重庆工作，与她关系甚密，见她情绪如此低落问其原因，王辉就将自己与沙飞离婚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
  “既然你们现在都参加了革命，如果他还没有成家，就应立刻恢复关系。”这句话似乎让王辉看到了希望，她在内心默默祈祷丈夫还在等她。1944年，王辉被调往延安，并打听到了沙飞的下落。得知沙飞还是单身，她十分激动，立刻写信告诉沙飞孩子与她都到了延安，希望复婚。

  在长期的战斗中，沙飞患上了肺结核病，并且因战争太过残酷，他经历了许多战友牺牲的惨剧，因此精神方面也出现了异常。

  为了治好他的病，将沙飞送到了石家庄和平医院休养，还请了院中优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为其治疗。

  津泽胜虽然是日本人，但十分痛悔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伤害，因此在日本投降后，他毅然留了下来，立志学习白求恩精神，为中国人民治疗。

  然而，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伤痛的沙飞，此时对日本人充满了痛恨。再加上他患有精神疾病，总认为津泽胜是日本留下来的间谍，因此表面上接受津泽胜的治疗，内心早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津泽胜，为民除害。

  1950年，通过石家庄高级步校党委研究，一致同意判处沙飞死刑，并呈报华北军区批准。不久，判决书下发，签字者正是。

  在沙飞心里，是他最信任的人，如果其他人签字他都不会甘心服罪，但认为他做错了，他便真的做错了。沙飞不会想到，在得知他犯事之后，非常痛心，并流下了眼泪。

  “还要我跪下吗？”这是他临刑前最后一句话，他冷静、安详，甚至带着一些高傲，似乎即将面对的不是死亡。

  沙飞出事后，妻子王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没有出门，眼泪几乎流干。但为了五个年幼的孩子，她还是坚强地活了下去。